页面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何清涟: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评析行将走到尽头的“维稳”与“维权”

亦真亦幻的中国2?20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中国人的面前,那就是政府的维稳与民间的维权均已走到尽头。对于政府来说,高压维稳只是最糟糕的一种延续其统治的方式而且难以为继;对于民间来说,局限于保护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不仅未能如预想的那样为维权者换来活动空间,反而一古脑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而加以拘押迫害,成为权利被严重剥夺的高危人群。在此情况下,再坚持认为维权能够为中国民主化道路开辟一条道路,只能说是有意对现实视而不见。

不可能获得最终胜利的维权活动

中国的维权活动大概发韧于2003年左右,孙志刚事件曾给予维权人士极大的鼓舞。关于中国维权活动被迫自我设限即不涉及政治公权力,只维护私权利即民众的财产权、人身安全等,还有维权到底能够走多远,我早在维权活动鼎盛时期就写过一篇《争取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与要求公权力的民主化运动》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大意是说,目前中国的维权活动,要点就是维护民众的私权利,比如土地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其它生存权利。在维权活动当中,出于策略考量,维权者有意表示“维权活动不介入政治”(其他一些争取宗教自由的活动也有类似表述),其目的在于向当局表明:我们只是争取生存权与信仰自由的权利,并不以争取政权为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明确的表态,将维权活动置于政治安全之地。

但现实表明,大多数维权案例都无果而终,少数取得成功的个案也几乎完全缺乏制度性反馈,当局根本未在相关的领域内做出任何调整或者改良,反而对原来的空间收缩得更紧更严密。由于侵犯民众私权利的主体往往借助于公权力,越到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干脆就由地方政府直接出面,这就使得维权活动不可避免地变成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以弱博强的艰苦斗争。不少昔日的维权律师如高智晟、陈光诚等本人就成为中国当局残酷迫害的对象。由于维稳过程中发生的暴力事件骇人听闻,过去很少批评中国政府的《华尔街日报》2月21日发表了一篇“China’s Hooligan Government”(中国的流氓政府),通过谴责中国政府的流氓行径,实际上是暗示了维权的无出路。

2月10日BBC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打地鼠式的维权》,作者“华夏”认为,中国多数官方侵犯民众权利的事件,其解决过程并非真的像打一个地鼠那么简单有效。维权者举槌有风险,下槌有风险;更多时候干脆就是毫无效果。而没有效果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忽略了造成这些案件的制度成因,比如“人们谴责李鸿忠和李刚父子为官的无耻,却很少质问选举权的缺失;谴责乐清事件中地方政府的阻挠和掩盖证据,却很少指出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缺失;谴责法院在无数案件中的不公或不作为,却很少指出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一个以‘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本身的虚假性”。二是在人数众多的受害者群体中未能形成真正的“反对派”群体。中国多数受害者的具体目的是具体冤案的平反,他们会无意地或“策略”地避免指出造成千千万万类似冤案的根源。鉴于以上两点,作者指出:这种“打地鼠游戏是一个游戏者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游戏:地鼠冒出的频率会上升到游戏者措手不及的程度。”

简言之,回避政治制度缺失的维权,最终连维权者也会变成受迫害者。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咎于维权人士的策略考量,主要应归咎于中共的黑暗专制。从积极方面考量,维权活动在中国的命运也让民众看清了中国极权政治的本质。

中国不应成为被第四波民主化遗忘的角落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民众的私权利受损源于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以一党垄断公权力并垄断社会资源为特色的政治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产生的总根源。要想和平转型,只有逐步还权于民,最首要的是将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还给中国人民。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只有拥有这些权利,人民才有质问政府决策的权利与公开反对政府决策的权利,才能和平移交政治权力。没有自由言论与自由结社这些“保证一切权利的基本权利”,一党专制下的选举、分权与宪法保证毫无意义。中国要想走上民主化道路,这是一道无法回避的政治门槛。

但中国共产党集在野党夺权经验与执政60余年经验于一身,清楚地知道争取私权利的斗争最后必然通向争取公权力之途。中国当局将民众因权利受损的各种诉求一律视为不稳定因素予以严厉打压,目的就是防止要求权利的维权活动最终走上要求权力的道路。中国的维权活动已经走到尽头。至于触及到政治合法性的所有因素,一直被北京当局列为禁区。这些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反复唠叨的就是“决不能实施西方的三权分立,决不能要西方的新闻自由”,并将一党专制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要求美国等西方国家予以尊重。这就是近年来维稳成了中国当局第一要务、维稳费用直追军费的原因。

在当局眼中看来,最近突尼斯本?阿里与埃及穆巴拉克被掀下统治宝座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美国压力之下实行了开明专制,多年前就开始实行多党制并放松新闻管制,允许民间组织与外国 NGO活动。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为社会留下了一定空间,正是这些空间导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的产生。但无论中国当局如何严防死守,如今进入了网络时代,中共这种“老革命”毕竟遇到了“新问题”,“2?20茉莉花革命”让中国当局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之中:面对无名氏通过网络发起的集会如何处理?如果当成真实集会对待,最后却连集会的真正组织者是谁都无法知晓,出动维稳的豪华阵仗只是扑了一场空;但如果置之不理,又害怕步本?阿里与穆巴拉克之后尘。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维权活动走到尽头,势将迫使许多人放弃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幻想;正如我在《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2?20茉莉花革命》中所说:“这场革命在见证了中国当局的极度脆弱之时,还见证了中国民心思变。不少大陆人士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在这一天赶到现场“围观”,从他们的自述来看,他们随时准备根据现场情况,将自己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887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