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专制的政府，时刻都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不论经济发展是否顺利，不论“维稳”措施是否万全。最近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正在进行的“玫瑰花革命”（统称阿拉伯“鲜花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西迪布吉德的一名26岁的街头小贩（该青年实际上连高中都没修完，后来在网络上以讹传讹，被升级为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因无营业执照而被女执法人员打耳光并没收推车，他投诉无门，愤而在市政府前，将一罐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点火自焚。这个偶发事件成为“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索。18日，西迪布吉德爆发抗议高失业和高物价的民众示威。25日，布尔吉巴营的示威者放火焚烧警车、执政党和安全部门办公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据内政部称，一名示威者被打死，两人受伤。27日，首都突尼斯市千余名群众走上街头，警察向示威者动用了警棍。28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将严惩制造“暴力和混乱”的“少数极端分子”，同时表示将采取增加就业岗位的措施。2011年1月4日，上述自焚的小贩因伤势过重在医院中死亡。5日，5000人跟随他的棺木游行到墓地。8日至10日，突尼斯各地又有多人点火自焚或触电自杀，抗议活动迅速向全国蔓延。10日，突尼斯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学校和大学，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至2012年将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11日，大批学生加入示威行列，他们筑起街垒，与警察对抗，继续有平民遭警方射杀。此后，欧洲和美国的政府纷纷表示忧虑和谴责，呼吁停止暴力，进行对话，加速政治改革。13日，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暗示2014年将不再竞选下届总统，他还承诺开放政治体制，放宽因特网管制，并降低基本食品价格。
1月14日，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天。本?阿里解散了内阁，将民主选举提前到6个月后。当局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三人以上集体外出。但是，突尼斯民众不顾禁令，男女老少都走上街头，占据了首都的主干道。此时，局势失控，军队站到了示威民众一边，与效忠本?阿里的总统卫队交火，并逮捕本?阿里众多亲信和大批政府高级官员。傍晚，执政23年的本?阿里携眷逃亡，出走沙特阿拉伯。之后，突尼斯政局发生一系列变迁：总理宣布代理总统职务，但随后被宪法法院裁定违法，改由国会议长代理；在民众要求下，国会议长和总理双双退出原执政党；国会议长责成总理组成临时联合政府，反对党成员入阁，流亡人士归国；民众反对任何原执政党成员留任，包括那名总理，临时政府仍然面临解散危机。然而，突尼斯确定将在60天内举行大选，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
1月17日，一名63岁的埃及老人在开罗议会大楼前点火自焚，据称是为抗议当局关闭他的餐馆；一名25岁的埃及青年在亚历山大港自焚。20日，埃及再次发生两人自焚事件。民众自焚成为阿拉伯“鲜花革命”的典型动员方式。25日是埃及“警察日”，数以万计的埃及民众在开罗、亚历山大港、苏伊士等地走上街头，抗议穆巴拉克及其政府和警察的腐败。在此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过程中，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兴的网络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运动的组织者是谁。一份匿名传单提供了示威的日期、路线和口号——“埃及万岁”和“打倒腐败政府”，建议示威者穿戴连帽外套、运动鞋、护目镜、围巾以抵御催泪瓦斯，并携带垃圾桶盖（用以抵挡警棍和橡皮子弹）和急救包，不要携带横幅而要携带玫瑰花以表达他们的和平意图。
后来据媒体透露，此次街头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成立于2008年纺织工人大罢工时期的世俗组织“4月16日运动”。该组织的领导层主要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网站设计员等，而传统反对党最初谨慎地选择与示威活动保持距离。27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从奥地利返回埃及，宣布参加反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埃及最大反对党，号称拥有800万支持者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开始呼吁其支持者“上街去”。尽管埃及政府下令禁止游行集会，封闭互联网，游行规模很快扩大到数十万人（1月底）、数百万人（2月初）。坦克奉命开到了广场，但是军方发表声明，“致伟大的埃及人民，你们的武装力量了解人民的合法权利，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埃及人民动用武力”，派驻在街上的士兵是要保障人民的安全。
本?阿里总统在发表三次电视讲话后狼狈出逃，穆巴拉克总统现在已经发表了两次电视讲话。1月29日凌晨，穆巴拉克要求埃及现政府辞职，任命情报总局局长苏莱曼为副总统，前空军司令、现任民航部长沙菲克为总理。苏莱曼由此成为穆巴拉克担任总统30年来的首位副总统。2月1日，穆巴拉克宣布，为了埃及的国家利益，他将不参加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放弃第六次连任埃及总统的机会。但是埃及民众不依不饶，要求他立即下台，不得拖延。在穆巴拉克第二次电视讲话后，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一部分亲政府的群众（包括穿便衣的警察、执政党的党员以及金钱雇佣者）挑衅反政府的群众，马队和骆驼队冲击示威人群，向后者扔石块和开枪等。这使人们联想起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前挑动群众冲击华侨华商，制造种族冲突的罪恶行径。
由于流血冲突不断加剧，欧美国家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1月2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访问时曾表示，不认为穆巴拉克是独裁者，现在不是他该下台的时候。到2月1日，奥巴马总统就在与穆巴拉克通电话后公开表示：埃及政权的过渡必须“从现在开始”。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正与埃及领导人讨论让穆巴拉克立即走人的办法，以便让仍有军队支持的副总统苏莱曼出面，组建过渡政府，启动修宪程序。媒体提前透露的欧盟峰会声明称，欧盟领导人“强烈谴责埃及局势的恶化，用最严厉的措辞声讨暴力，并重申全体居民具有自由与和平示威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执法部门的保护。”他们呼吁穆巴拉克“开始迅速而有序的过渡”。
截至6日的消息，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反对派代表举行对话，就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安排”达成一致。各方褒扬和尊敬“一二五”青年运动，称赞其为“光荣的爱国运动”；调查法办镇压示威行动的责任人；“依据安全情势”终止1981年开始执行的军事管制法；停止目前议会的一切活动，等待法院对于当选议员的资格审理结果；开放网络与媒体；释放政治犯，成立对政治犯不公的投诉办公室；由25人组成独立修宪委员会；允许更多的候选人参加计划于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埃及局势仍在不断变化之中，成为眼下世界各国政府、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的电视台一直在埃及进行现场直播，唯有中国大陆的民众既看不到详细和及时的新闻报道，也听不到国内外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背景分析。法国广播电台引用Twitter上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与公安部十一局（计算机网络信息监察局）已联合下达禁令：埃及骚乱一事，全国媒体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严禁擅自编译外电。网站要加强对跟贴、论坛、博客、尤其是微博互动栏目的管理，管理不力者将被强制关闭。 除了埃及，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也波及到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等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出现了民众自焚、游行、静坐之类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政府则不得不在民众压力下做出让步表示。2月1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批准解散政府，指派前首相马巴希特出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王宫声明说，“巴希特的任务是采取可行、快速、切实的措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确保所有约旦人过上安全、体面的生活。”2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宣布，将终止此前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他本人将于2013年任期结束后离任，同时也不会将政权移交给他的儿子。3日，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表示，1992年实施至今的紧急状态法将很快被取消，届时，首都之外随处都可游行示威。这些国家的进一步政治变革，将视埃及的发展结果而定，因为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龙头老大，就像前苏联是华约国家的领袖国家。
如果这一波阿拉伯“鲜花革命”成功了，其最终结果将会怎样？由于笔者不可能身临其境，进行第一手的研究，也得不到详尽的第二手资料，只能根据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先例做出判断。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通过群众反抗运动的方式颠覆现政权，大体上出现过三种模式——伊朗模式、印度尼西亚模式、吉尔吉斯模式。埃及等国群众运动的前景，不会超出这三种模式的范围。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吉尔吉斯模式。2005年3月，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与骚乱，导致政府更迭，媒体称之为“郁金香革命”。2010年7月，吉尔吉斯再次爆发群众运动，把“郁金香革命”后出任总统的巴基耶夫赶下台。俄罗斯总理普京认为，巴基耶夫重犯了2005年被推翻的前任总统阿卡耶夫的错误。他说：“巴基耶夫掌权的时候，严厉批评了阿卡耶夫任人唯亲的做法。我有一种感觉是巴基耶夫先生在重蹈覆辙。”吉尔吉斯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没有出现显著的进步，官员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的行径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同时也没有出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郁金香革命”后仅仅出现了一次权力再分配，其深层背景是地区矛盾（相对发达的北部与经济比较滞后的南部）与民族矛盾（除了吉尔吉斯族即中国的柯尔克孜族是多数民族，占人口12.5%的俄罗斯族居住在北部，占人口13.8%的乌孜别克族居住在南部）。在突尼斯和埃及，并没有与之类似的地区矛盾与民族矛盾。
1978年，伊朗爆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被迫出国“长期度假”，2月1日，霍梅尼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巴黎回到德黑兰，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当时积极参加伊朗反政府群众运动的，既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有伊朗共产党等左翼党派，还有亲西方的政治人士，但运动的最终果实落入了霍梅尼手中，伊朗成为一个由宗教人士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埃及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以色列、美国、欧洲乃至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人，担心这是30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翻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醒人们注意，如果伊斯兰势力在埃及占了统治地位，那么埃及将是下一个伊朗。2月4日，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向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解放运动”致敬，他称埃及的起义说明了该地区的伊斯兰觉悟，他说埃及示威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后续。然而，埃及政府的外交部长和主要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的发言人都否认埃及示威同伊朗的可比性。穆斯林兄弟会说，埃及面对的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而是一场不同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人希望改革的运动。哈梅内伊的“伊斯兰解放运动”说，显然是伊朗现政权的一厢情愿。人们的思想是会发生变化的。1949年，中国人曾热烈地拥抱毛泽东领导的“红色革命”；到1976年，数百万北京市民涌上街头，导致了毛泽东正宗传人——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下台。伊朗霍梅尼主义革命的寿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毛泽东主义革命，近年来，伊朗青年不止一次地走向街头，开展对于伊斯兰革命的“反革命运动”（类似中国的“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当代埃及青年会效仿早已在伊朗新生代中声名狼藉的伊斯兰革命，岂非天方夜谭？具有原教旨主义背景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刻意低调，把普世价值观的代表人物巴拉迪推到运动前沿，充分说明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1998年3月，已经连续执政32年的苏哈托第7次连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两个月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决定提升油价，从而引发了群众反抗和骚乱。5月12日，大学生在首都雅加达举行反政府示威，防爆警察用实弹对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至少造成6名大学生死亡。接下来的3天3夜，包括雅加达在内的数个城市出现了暴动，大批华人汽车、商店、住所被抢劫焚毁，数以百计的华人妇女被强暴。18日，一直忠于苏哈托的国会议长哈尔莫科明确表示希望苏哈托为了国家利益而明智地辞职；70万人走上街头大游行，发誓要推翻苏哈托。20日，国会要求苏哈托最迟于22日辞职，否则人民协商会议将举行特别会议审议他的辞职问题。面对内外压力，苏哈托于21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比比。此后，印尼顺利地举行了多次竞争性的选举，标志着宪政民主体制已经能够平稳地运转。
2010年4月，世界民主运动大会在雅加达召开第6次会议，印尼总统苏西洛发表主题演讲。他说：“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我相信，21世纪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作政治体制的主人。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实践已经证明，印度尼西亚模式是“自由、民主、博爱”普世价值观的胜利。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希望此次阿拉伯“鲜花革命”能够最终选择印度尼西亚模式。但是，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些人，譬如说常常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文章的“雨夹雪”先生，就写了一篇《突尼斯事件敲响了中国“普世价值派”的丧钟》。他说，“本?阿里的垮台，是‘宪政民主’的一大挫败和大众民主的一大胜利。”他所谓的“宪政民主”是以“言论自由”、“一人一票”为基础的；他所谓的“大众民主”，是以文革式的“统一思想”、“群众专政”为标志的，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制”同属于“意识形态指导型”国家（Ideological state）。企盼埃及成为新的伊朗或者印度尼西亚，成为当今世界与中国一条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根据网络上的消息，突尼斯和埃及的示威群众，都公开以中国的“八九民运”为榜样。突尼斯民众的标语，把突尼斯革命当作1789法国大革命和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继续。埃及示威者则声称，埃及也有了自己的天安门。作为两次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过来人，我想指出的是，无论1978年的伊朗反政府运动还是此次阿拉伯的“鲜花革命”，与中国的“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都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中国的天安门运动，在民众中有一种朦胧的反政府意识，但对于运动目标并没有一种清晰的设想，示威民众对于现状有强烈的不满，但还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分野。伊朗与阿拉伯的反政府运动，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与普世价值派的联合行动。为什么在30年前的伊朗，原教旨主义派夺取了胜利果实，而在当今的突尼斯和埃及，看上去是普世价值派占据了上风？这是中国的宪政民主派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
笔者在2007年发表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思想界和民众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二维（左与右、宪政与专政）四象限（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的意识形态分野，这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新“政治生态”。“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是在新世纪萌生的一个新现象。它将对于未来的民主化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
几年后，“毛派”内部的路线斗争已经公开化甚至白热化了，这从张宏良等人近日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部分“毛派”认为，“反帝必反修”，“修正主义”就是当前掌权的专政右派；“修正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他们愿意联合普世价值派，首先推翻“当权派”、“走资派”，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在他们看来，张宏良之类“反帝不反修”的鼓吹者是“假毛派”，“假毛派”标榜“反美”、“反国际资本”、“反民营资本家”，却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垄断资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显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把“毛派”等量齐观了。如果中国发生了反对专制的群众运动，前一种“毛派”可以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那样成为运动的推动者，“雨夹雪”、张宏良式的“假毛派”则会成为穆巴拉克用来冲击示威民众的“骆驼队”。
2011年2月7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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